知青的灶台

一九六九年，北京学生孙英伟来到延安县李渠公社崖里坪大队插队。行李卸下之后，饭得由自己动手做。据她后来回忆，集体户实行轮流值炊，一人管五天伙食，其余人照常出工。担水、碾粮、劈柴、生火，一顿饭下锅前有数不清的活计，刚离开家门的城里学生几乎一样也没干过。594

陕北的大灶也和北京家里的煤炉两样。第一天出工前，大家急着把窝头蒸熟，轮流拿火钎去灶膛里乱捅，结果火势越拨越弱，笼屉迟迟不上气。门外社员已经等着领人下地，学生们只好硬着头皮咽下半生不熟的窝头，扛起农具出工。粮食虽已进了锅，能不能变成一顿吃得下去的熟饭，还得从头学起。

这群学生起初住得局促，社员乔文成后来腾出一孔旧窑洞让女知青安身。窑里的灶台连着土炕，生火做饭的同时也能把炕烧热；水缸、粮袋和行李箱挤在同一孔窑洞里，吃饭与睡觉不再是父母替自己打理好的现成事，轮到值炊的人，得把这处共同的家照看起来。595

孙英伟记得，插队头一年吃的口粮由国家从外省调拨，发下来的是高粱米和黑豆。因为不懂存放，高粱米受潮发了霉，大家却仍舍不得扔；黑豆就用盐水和五香粉煮熟，拿来当菜下饭。村里人见他们吃得艰难，各家便轮流端来自家腌的咸菜接济。596

下乡青年如何解决口粮，很早就写进了安置文件。一九六四年一月，中央发给各地研究的《决定（草案）》便要求，在知青到村之前先安排好住房、自留地、口粮、农具和炊具，准备未妥的不要仓促安置；文件还估计，插队青年一般约需两年才能做到生产自给。597

到了地方，供粮办法又须接上收获和分配。陕西省志保存的一九七三年规定，上半年下乡的插队青年由国家供应到秋粮分配；下半年下乡的，供到次年夏粮分配，以秋粮为主的地区可供到次年秋粮分配，月定量为四十四斤。参加生产队分配后，出勤正常的青年口粮若仍不足，还有统销补助安排。598 头一年吃国家供应、往后随生产队分粮，落到各地便生出许多具体差别：动身的月份、落脚的县份、分在生产队还是国营农场，都会决定口袋里的粮食从何而来。

有了粮，还得有人守在灶台边。孙英伟清楚地记得插队第二年的一天，自己轮值做饭，打算做一锅番茄鸡蛋汤、蒸一屉玉米面发糕，光把能装九担水的大水缸挑满就费了不少力气。集体户自己养的母鸡攒下了十几个蛋，平时一直舍不得动；这回大家商量好改善伙食，她特地跑到一队菜园挑了番茄、买了几棵葱，再赶回窑洞忙活午饭。按村里规矩，送饭的人要挨家收拢饭食：瓦罐盛汤饭，盖碗装咸菜，玉米面饼用布包好，扁担一头挑罐、一头挑干粮，一路挑上山梁。几样简单的器皿，把山下的灶房和山上的田头接了起来；全队出工之后，留在窑里做饭同样是一份计工的活。偏偏那顿饭出了意外：她刚把饭菜做好退回住处，灶房窑顶忽然塌下一块黄土，砸翻锅盖直落进汤锅里。同伴们收工回来，商量着等泥沙沉底后再小心撇上面的清汤喝；可喝到见底时，汤勺稍一搅动，底下的一层泥沙又翻了上来。599

当地老乡的手艺，也慢慢改换了这间知青厨房的模样。到延安两年后，社员乔文亭手把手教他们做荞面饸饹：压面用的木床子横架在铁锅上，得有人揉面、有人用力压杠、有人看火、有人拿筷子捞。一群北京来的青年围着一锅沸水，学着把陕北的杂粮做成地道的陕北饭食。孙英伟还记得，有一回他们把磨面筛下的麸皮错当成荞麦面，忙活了半天，才发现根本压不出成根的饸饹。600

山里的日子并非全靠集体户硬撑。老乡腾出窑洞、端来咸菜、教看火候与和面，远在北京的家里有时也会寄些钱来贴补；596 同一口铁锅里煮着的，既有国家调拨的统销粮、挣工分换来的口粮，也有远近人家递过来的帮衬。孙英伟后来还当过生产队的瓜园会计，跟着借窑洞给她们的乔文成老人学种瓜、认生熟、收瓜钱；城里学生带来的打算盘记账本领，同老农摸透了的土地经验，就这样在同一片瓜地里凑到了一起。595

在这些细碎的回忆里，口粮是扛进窑洞的一袋袋杂粮，轮炊是一人五天的挑水烧火，咸菜是邻家大娘端进门的一小碗。远行之前由父母长辈张罗的一日三餐，到了崖里坪的土窑里，终究要由这群年轻人同当地乡亲一道亲手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