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格臬路

一九三五年，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上，董竹君挂牌开出了锦江川菜馆。

从上海到日本，再由东京入四川，最后又携女重返黄浦江畔，她前半生走过的路曲折漫长。在跨进餐饮行当之前，她已经读书、办厂、持家，也几度散尽家财。这一年在华格臬路摆开的饭桌，一头连着她在成都生活十年的内宅厨房，一头连着她母女几人在上海滩重新立身的生计。449

董竹君出身于上海洋泾浜畔的贫苦人家，父亲靠拉黄包车糊口。她少时因家贫被卖入青楼，后来设法逃出，结识革命党人夏之时，随夫东渡日本求学。归国后，她在成都少城住了约十年。后来站在华格臬路店堂里迎客的女掌柜，当年曾是显赫一时的四川督军夫人，也在成都亲手办过两桩与锅灶毫无干系的实业。先是在自家宅院后身办起富祥女子织袜厂：拆去旧马厩与猪圈，盖起几间厂房，购入织袜机，聘请两位男技师，把厂门开在东胜街上挂牌招收女工。她常勉励进厂的女子学门手艺，说唯有经济独立，需要用钱时才能自己拿得出手。450 一九二六年，她又在隔街桂花巷租屋创办飞鹰黄包车公司，把年迈的父母从上海接到成都帮衬。她亲自给车夫讲如何保持车垫与车身整洁、如何礼貌待客；修车费、号衣费概由公司开销，部分医药费也由公司负担，车夫遇上难处一时交不出车租，还可酌情减免或分期偿还。她的父亲早年在上海拉车谋生，如今一家人则在成都同时照看着车夫、车辆与公司的账册。

然而时局动荡，生意场上的起落并不全凭经营者做主。一九二九年前后，四川军阀混战加剧、币值暴跌，她不得不先后关掉织袜厂与黄包车行；原本就裂痕渐深的婚姻也难以为继。带着四个女儿返回上海后，她曾筹资创办群益纱管厂，又在战火与市面萧条中受挫；到了一九三四年，她与夏之时正式离婚。华格臬路上的那间川菜馆，便是从这几番起落里逼出来的出路。

挑中川菜这门生意，自然与她旅居成都十年的饮食见闻有关；可自己会吃川菜同开门经营一家川菜馆，中间隔着千头万绪的生计实务：得筹措本钱、寻觅店面、延请名厨、布置厅堂，到了夜间打烊算账，明天的米面油盐与伙计工钱都得有着落。况且上海滩早有都益处等成名多年的川馆，食客嘴刁，进门自会拿各家菜色比量。锦江想要留住主顾，靠的绝不只是门首挂出的“川菜”二字。不久她又添办了锦江茶室——吃菜靠后厨炉灶出活，饮茶会友则靠堂上雅洁幽静。两门生意相辅相成，把她的心力从灶间一直延伸到客厅：哪些客人图的是一桌地道席面，哪些朋友要的是一处闭门深谈的清静角落，都由这位女掌柜亲自打点。

一九三七年前后，董竹君又与蒋逸霄、许广平等人一道参与创办妇女刊物《上海妇女》。451 早年在成都招收织袜女工时，她便已将女子的生计与自立连在一起；回到上海后，这份关切又汇入了救亡刊物与更广阔的社会往来。上海党史资料记载，锦江馆内还设有不对外开放的“特别间”，曾多次供中共地下工作者与进步文化人士秘密会面。推开同一扇店门的人，怀揣的来意各不相同：寻常食客为品菜而来，密室里的客人另有要事相商，而前厅的灯火与跑堂的吆喝依旧照常。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这处日常再度被战乱打断。董竹君于一九四〇年左右流寓菲律宾，临行前将上海店务托付他人代管；待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她才历尽艰辛由马尼拉返回上海，重新接管锦江。452 一九四七年初，《申报》刊出饮食特辑，谈及沪上川菜馆里的女当家时，提起梅龙镇便想到话剧界的吴湄，提起锦江便想到早年嫁入四川、又回上海创业的董竹君。453 而在店堂背后，她的几个女儿也一同挑起了家计：后来有关家教的回忆录记道，早年董竹君尚未开店、因宣传抗日被捕入狱时，年仅十多岁的长女一面在家照料幼妹、按时探监送饭，一面奔走于几户人家教弹钢琴，靠微薄的学费支撑全家生计。454

到了一九四七年的《最新上海指南》里，锦江川菜馆依旧印在原址，只是路名已在数年前由法租界的华格臬路改作宁海西路，门牌三十一号。455 这间菜馆熬过了女主人远走南洋的孤岛岁月，重又回到董竹君手中；报纸上称她为干练的“女经理”，而在那块擦得锃亮的字号背后，是成都关掉的袜厂与车行、战时托人代管的店堂，以及一个无论世道如何变幻都得有人送饭、挣钱、供孩子读书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