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居十九

安史之乱打了七年多，黄河中下游一带田园荒芜，人口流散。仗打完了，长安的粮仓却是空的：关中的地养不活一个朝廷，河北又落在骄横的藩镇手里，赋税收不上来。朝廷能指望的，只剩下长江以南。

江南的米要运到长安，路远而险。从扬州出发，经汴河入黄河，过三门峡的险滩，再转渭河，才到得了京城。一路的耗费惊人，光是从扬州运到河阴，一斗米的运费就要一百二十钱。广德二年，公元七六四年，代宗把东南的转运大权交给了刘晏。

刘晏的办法是分段运输。从润州到扬子，原先走陆路，一斗米运费十九钱，他改为把米装进袋子上船运，省下十五钱。从扬州到河阴，他造了两千艘运船，每船装一千斛，十船编为一纲，每纲配三百人、篙工五十。“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长江的船只走到扬州，汴河的船只走到河阴，黄河的船只走到渭口，最后由渭河的船把米送进长安的太仓。每段水路的船和船工，只管自己熟悉的那一段。拉船的纤绳用巴蜀、襄汉出产的麻和细竹来编，用烂了的绳子、朽了的船板拿去当柴烧，“物无弃者”。运输的开销改用盐利雇人，不再向沿途百姓摊派劳役。从扬州到河阴，一斗米的运费立减了九十钱。不到十年，各段运粮的船工把黄河滩险摸得滚瓜烂熟，每年转运江南米粟一百一十万石，连一升一斗都没有翻沉进河里——《新唐书》赞道：“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无升斗溺者。”244

贞元十八年，公元八〇二年，韩愈给一位出任歙州刺史的朋友写赠序，笔下冒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论断：“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245 说天下赋税十之八九出自江南，固然带着文人行文的修辞夸张，但江南在帝国钱袋与米袋里的分量，当时朝野上下已是人所共见。

到了北宋，朝廷索性把都城直接安在了汴河岸边的开封。开封四面沃野平川，无险可守，宋廷君臣何尝不明白这层短处；可它守着汴河咽喉，江淮的漕米不必再闯三门峡天险，便能顺流直抵城下。景德四年，公元一〇〇七年，朝廷正式定下汴河每年的漕运额：六百万石。246 宋神宗时，老臣张方平在奏疏里把话挑得极明：京城四通八达的几条漕渠之中，“唯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实”，满城百官与数十万禁军的口粮，“大众所赖者汴河”。246

从唐代中叶刘晏疏通漕路算起，中国的粮仓一步步南移到了长江流域。此后一千多年间，北方的政治中心始终要仰仗南方的稻米来供养。元朝开辟海运与会通河，明清两代更沿着南北大运河年复一年地催趱粮帮，紫禁城与北京城里蒸熟的白米饭，大半都来自数千里外的江南与湖广水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