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斛

大中祥符五年，公元一〇一二年，宋真宗为一件事发愁：江淮和两浙的水田，天稍微旱一点，就收不上粮食。他听说福建有一种耐旱的占城稻，便派人去取来三万斛稻种，分给江南、淮南、两浙三路，让农人专门挑地势较高的旱田来种——只因“盖早稻也”，它生长期短，成熟得早。宫里还特意拟出种植章程，命各路转运使张榜晓谕，教百姓按法栽种。247

占城在今天越南的中部，这种稻子大约是沿着海上商路先传到福建沿海的。《宋史》记下了它的脾性：“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稻穗比中原与江南原有的品种更长，没有芒刺，米粒略小，最难得的是不挑水土。真宗特意让人在皇宫的玉宸殿前辟地试种了一片，带着近臣一同察看长势；待到秋熟收割，又命内侍把新收的稻穗捧上朝堂，传给满朝文武过目。

占城稻最大的本事，就是熟得早、不择地。因为熟得早，便能赶在江南盛夏伏旱来临前抢收回仓；在一些水热充沛的地方，收完早稻还来得及再插一季晚稻，或是入秋翻地种上一茬冬麦。原先仰赖低洼水泽的稻田，也借着它的耐旱性一步步爬上了丘陵岗坡。历史学家何炳棣在一九五六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中指出，早熟稻的引进与推广，正是宋代以后南方粮食增产、人口得以持续繁衍的一大关键。248

有宋一代的人口确实涨势惊人。到了北宋末年的大观四年，公元一一一〇年，朝廷账册上登记的户数已达两千零八十八万。249 若按每户五口粗略推算，当时的总人口已接近一亿之数。

帝国粮食的重心，也随之稳稳落进了南方的水田。太湖周遭的苏州、湖州一带，成了两宋最丰饶的米粮仓。南宋范成大在《吴郡志》里记下了当时流传的一句民谚：“苏湖熟，天下足。”250 太湖流域的稻谷只要丰收，便足以稳住半壁江山的饭碗。

南方的水田里，后来又大规模添上了北方的麦子。靖康之变后，成千上万吃惯面食的北方军民渡江南下。庄绰在《鸡肋编》里记下了这场移民潮带来的田野变局：“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251 满街都是想吃面食的北方流寓客，把麦价一路哄抬到一斛一万二千钱，农人种麦的收益竟比种稻翻了一倍；再加上当时江南租佃的惯例，佃户向田主交租只交秋熟的稻谷，初夏收割的那季麦子全归佃户自得，于是农家争相在秋收后的稻茬田里播麦，一眼望去，“极目不减淮北”，连绵的麦浪竟丝毫不逊于淮河以北的平原。

同一块江南田亩上，秋收稻谷，夏收大小麦，一年两熟。稻麦复种在南方水乡扎下根来，让有限的耕地爆发出双倍的潜能，托起了南宋稠密的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