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酒肉

《梁书》记载梁武帝萧衍晚年的日常起居：“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这位统治江南近半个世纪的帝王，每天只吃一顿饭，食案上不见鱼肉荤腥，只有一碗豆叶羹与一孟糙米饭；若是遇上朝政繁忙，过了正午还没顾上用膳，便只拿清水漱漱口，连这一顿也省了。平日里他身穿布衣，一顶冠帽戴上三年，一床布被盖上两载，“不饮酒，不听音声”，活脱脱一副苦行高僧的做派。204

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公元五〇二年代齐称帝。他早年文武兼资，步入中年后却全身心皈依佛门，先后四次脱下龙袍到同泰寺“舍身”为奴，逼得满朝公卿凑出一亿钱巨款向寺院把皇帝“赎”回宫中。一日一餐、豆羹粝食，在别人眼里是苦行，在他却是虔诚的功课。天监十六年（公元五一七年），他更干出了一桩震动朝野的大事：先是下诏命太医署配制药剂一律不得再用虫鱼活物，就连国家祭祀天地与皇家宗庙的牺牲，“皆代以面”，统统改用面粉捏成的牛羊猪代替；到了那年十月，又下诏“去宗庙荐修，始用蔬果”，连宗庙日常供奉的干肉（脯脩）也彻底撤除，全部换作时令蔬果。自周秦以来，太牢、少牢的血食祭祀向来是华夏宗法社稷的命根子，如今皇家太庙里竟连一片干肉也不许见，在众多儒臣看来，简直不啻于断绝列祖列宗的血食供养！然而《南史》记道：“虽公卿异议，朝野喧嚣，竟不从。”任凭满朝非议沸反盈天，萧衍依然一意孤行。205

比改革太庙祭品影响更为深远的，是他对佛门戒律的铁腕整顿。萧衍亲自召集建康城内各大寺院的僧尼代表，在佛前宣读了一篇由他亲笔撰写的《断酒肉文》。文章一开头便自称“弟子萧衍敬白，诸大德僧尼”，措辞谦卑，底下的责问却如雷霆万钧：“若言出家人犹嗜饮酒，噉食鱼肉，是则为行同于外道，而复不及。”他痛斥出家僧尼倘若依旧贪杯啖肉，行径便与外道无异，甚至比外道还不如！接着他搬出大乘《涅槃经》的经文作为铁证：“迦叶，我今日制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206 当时不少律师与僧众据戒律申辩，说比丘并未亲手屠宰，“以钱买肉非己自杀，此亦非嫌”，花钱向市肆买现成的肉吃算不得破杀戒。萧衍当场引《楞伽经》严词驳斥：拿钱去买肉，便是“以财网肉”——铜钱就是捕杀生灵的罗网，出钱吃肉的人与持刀屠夫同担杀生之罪！

平心而论，在佛教发源地古印度，比丘每日托钵沿门乞食，施主布施什么便领受什么，原始律典只禁止食用专门为自己宰杀的动物；只要不是亲眼见杀、亲耳闻杀、或疑心专为自己而杀，这类“三净肉”原本不在禁绝之列。207 佛教传入中土的头几百年间，寺院僧侣饮酒食肉的情形也屡见不鲜。正是梁武帝萧衍借着帝王的雷霆威权与亲自辩经，把大乘经典里提倡的慈悲断肉一举推成了全体汉地僧尼必须恪守的铁律。自此以后，断绝酒肉正式定型为汉传佛教独树一帜的传统，寺院香积厨里的素斋，也在中国饮食版图上撑起了一方清净天地。

几乎在萧衍宣读《断酒肉文》的同一个年代，远在意大利的修道士本笃（St. Benedict）也在蒙特卡西诺山为西方基督教修道院起草《本笃会规》。按照本笃的规矩，修士每日正餐供应两道熟菜、外加一磅面包；除患病体弱者外，全体修士一律禁食四足兽肉（禽鸟与鱼类则不在此限）。至于饮酒，本笃在会规里写得颇为通融：虽说古圣先贤认为修道者本不当饮酒，但既然眼下的修士们实在劝不动，那便退而求其次，允许每人每天限量喝上一欣（hemina，约合四分之一升）葡萄酒，只要不至酩酊大醉即可。208 两相对照，建康台城里的那位“皇帝菩萨”立下的规矩要冷峻得多：无论四足两足、水族陆产，鱼肉一概禁绝，酒更是一滴不许沾唇。

这位一生严持素戒的皇帝，晚景却凄凉至极。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北朝降将侯景举兵反叛，次年攻陷建康台城。八十六岁的萧衍沦为叛军阶下囚，一应所需皆遭侯景克扣，连日常粗淡的饮食也被肆意裁减。太清三年（公元五四九年）五月，忧愤交加的老皇帝病卧净居殿中，临终前口中燥苦难当，想讨一点蜂蜜润口而不可得，只能在病榻上连呼两声“荷！荷！”，在饥渴中合上了眼睛。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