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仓与常平

汉朝是在一场大饥荒里开国的。《汉书·食货志》记秦末楚汉之际的惨状：天下失农，“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一石米涨到五千钱，饿殍遍野，刘邦只得下令允许百姓卖儿卖女、往蜀汉就食（“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直到天下初定，天子出行连四匹毛色纯一的驷马都凑不齐，将相大臣有的只能乘牛车上朝。158

大饥荒的创痛，让西汉初年的政论家把粮仓看作国祚所系。文帝时，贾谊上疏直言：“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晁错紧接着献上“贵粟”之策：要想教百姓安于南亩，就得让粮食本身成为进身与免罪的阶梯，“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谁向官仓纳粮，谁就能拜爵位、赎罪愆。158

几十年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即位初年，帝国的府库终于满得溢了出来。《史记·平准书》写下那段著名的盛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159 京师库藏的铜钱多得穿钱的绳索都烂断了，无法计数；太仓里的存粮更是旧粟压着新粟，仓房装不下便露天堆在外头，一直放到霉烂不能入口。“陈陈相因”一词，便出自这座装不下粮食的太仓。

可粮食太多，也自有太多的烦恼。战国时魏相李悝早就点破过谷价的两难：“籴甚贵伤民，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谷价太贵，城邑百姓吃不起就要流亡；谷价太贱，种田农夫血本无归，国力也会随之枯竭。他由此创议“平籴”，丰年由官府收储，荒年平价发售。武帝时桑弘羊在京师置“平准”，统揽天下委输之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159 到了汉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五十四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请在北方边郡广修仓廪，“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曰常平仓”158——谷贱时官府加价收购以护农，谷贵时减价抛售以济民。用国家仓廪来做粮价的压舱石，这一制度在汉代推行得并不平坦，十年后汉元帝便因在位儒臣非议将常平仓与盐铁官一并罢去；但它的算理从此扎下了根，后世历代王朝屡废屡兴，一直沿用到清末。

在地中海的另一边，罗马也在为粮食定办法：公元前一二三年起，首都里的穷人可以按低价买粮，后来又改为免费领粮；奥古斯都时期领公粮的，略多于二十万人。160 这些粮食要跨海运来，一世纪的约瑟夫斯记下一段演说，说北非出产的粮食养活罗马的人口一年里的八个月，埃及的粮食又供四个月。161 罗马发的是粮，盯的是首都的人；汉朝的常平仓盯的是粮价，要让种粮的人和吃粮的人都过得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