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饮食文化卷三 · 卷首

卷三 帝国的胃

卷三 · 卷首

卷三 帝国的胃

公元前二二一年至公元二二〇年

秦始皇统一天下的那一年,朝廷把一道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刻在各地的量器与秤砣上,有的铸成铜诏版镶嵌器身:“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113 凡是天下旧制不一、令人狐疑的法度与量衡,一律明文归于一统。从这一年起,九州四海的升斗权衡,有了同一个尺度。

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商鞅变法时颁行的标准量器,秦统一后,在器底加刻了始皇二十六年诏书。上海博物馆藏|摄影:Hpppp0527,CC BY-SA 4.0 · 来源

从秦到汉,四百多年里,中国第一次有了一个要喂饱几千万人的国家。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朝廷清点天下户口,得民户一千二百二十三万,人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垦田八百二十七万顷。114 这样大的一个国家,靠祭坛上的几只鼎是喂不饱的。秦汉的君臣要算的是另一笔账:仓里存着多少粮,一个刑徒一个月该领几石,出差的官吏一顿饭吃几升米、几勺酱,盐和铁的利该归谁,荒年里的粮价怎样才能平下来。

饭桌上的器物与滋味,也在大一统的四百年间悄然换了格局。上下两扇咬合旋转的石磨在北方城乡推广开来,将原本只能整粒蒸煮的粗粝麦饭碾成细粉,催生出汤饼与胡饼的面食新天地;制曲、酿酒、合酱、造豉与点卤成腐的手艺日渐纯熟,把微生物的转化变成了家家户户按月令操持的日常功课;张骞凿空西域之后,大宛的葡萄、苜蓿连同远方的核桃、胡麻顺着丝路东来,第一次为中原餐桌推开了望向内陆亚洲的窗子。

从庙堂到江湖,不同阶层的食客各自在秦汉的席面上留下了身影:鸿门军帐里的座次朝向暗藏着楚汉易位的杀机,长安城头的酒舍里已有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市井佳话;长沙轪侯夫人辛追带着二十四鼎肉羹与满箱炙肉走入墓穴,黄河流域的豪族则在庄园里按十二个月的节拍酿酒合酱、岁时祭祖。

秦汉饮食史最鲜活的物证,大半出自两千年后的地下考古。睡虎地秦简将一位基层县吏抄存的仓律与传食律带回人间;悬泉置与居延的数万枚汉简,在西北戈壁的风沙里存下了过往使团的鸡鱼酒肉账与戍边士卒每月的粗粟口粮;马王堆的竹笥漆鼎与山东、河南墓室里的庖厨画像石,又把汉代人的案板、灶台、井架与烤肉炉定格在泥土与青石之上。帝王将相的功业写在正史本纪里,而这一斗米、一勺酱、一串烤肉的冷暖,却要到这些竹木简牍与墓室石刻里去寻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