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亩

周天子每年开春，要到王城郊外的一块田里，亲手扶犁。这块田有一千亩，就叫“千亩”。公元前八二七年，周宣王即位，却不再去行这个礼。《国语》记下了这件事：“宣王即位，不藉千亩。”

大臣虢文公进谏，开口第一句是：“夫民之大事在农。”祭祀上帝的谷物从农事里出，百姓的繁衍从农事里生，国家的用度、人心的和睦，都从这里来。接着，他把这场典礼从头到尾讲了一遍。

立春前九天，太史观测地气，禀告农官：阳气上腾，土脉松动，若不及时翻耕，五谷便难以丰茂。周王随即命公卿百官与庶民预作准备，在籍田上筑起祭坛；立春前五天，乐师奏报春风已至，周王入住斋宫，百官亦各自斋戒三日。到了籍田大典当日，周王先以香鬯灌地致祭、饮过甜醴，方才率百官与庶民下田。“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周王亲手扶耜翻起第一墢土，公、卿、大夫按爵等逐级三倍递加（三国韦昭注算得明白：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余下整整千亩田畴，则交由庶人流汗耕完。耕罢在田间设飨，“王歆大牢，班尝之，庶人终食”，周王先享太牢之馔，百官按等差依次品尝，最后由庶人吃尽余席。85

耕田与赴宴，排的是同一个等级序列：天子起头，百官依次，庶人收尾。籍田的“籍”字在《国语》里写作“藉”，韦昭一语道破了它的本义：“藉，借也，借民力以为之。”天子亲耕的这片田，从名字里就写明了是借百姓的气力耕出来的。

这场春耕典礼并非后人凭空构想。西周早期的令鼎铭文便记下周王“大耤农于諆田”，耕罢赐宴并举行射礼。86 周宣王偏偏废了这桩旧礼。《国语》在录完虢文公的长篇谏辞后，冷冷补上一笔结局：宣王三十九年，周师在千亩与姜氏之戎交战，一败涂地。不肯去千亩扶犁的天子，最终在千亩折损了王师。

这个礼后来时断时续，一直延续到明清。北京先农坛里留供皇帝亲耕的那方“一亩三分地”，后来更变成了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

周人之所以如此看重春耕扶犁，是因为他们自认是农神后稷的子孙。《诗经·大雅·生民》传唱着始祖后稷的降生与稼穑神迹：他初生时三度被弃，置之窄巷则牛羊庇护，弃之平林则遇樵夫相救，掷之寒冰则大鸟覆翼温煦；及至成人，种豆则豆苗芃芃，艺禾则禾穗沉沉，“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为人间带来酿鬯的黑黍与红白嘉粟。诗篇末尾，后稷将新谷盛入木豆与瓦登献祭昊天，“其香始升，上帝居歆”。《大雅》中的《公刘》与《绵》写的也是载粮迁徙的周人：公刘启程前先“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把粮仓堆满、干粮装入大小布囊，方才张弓执戈上路；古公亶父迁抵岐山脚下的周原，见那里沃野千里，连苦菜尝起来都甜如麦芽糖（“周原膴膴，堇荼如饴”）。农事在周人心目中的分量，最终凝成了“社稷”二字——社为土神，稷为五谷之长，东汉《白虎通》所谓“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社稷自此成了江山社稷的代称。

至于天子开春只扶一下犁究竟算不算务农，战国时便有人当面质疑过。奉行神农之言的许行率数十弟子来到滕国，穿粗褐、打草鞋、织苇席，全凭双手自食其力。追随他的陈相向孟子转述许行之道：贤君理当“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同百姓一道下田耕作、自炊早晚两餐，同时治理国政；如今滕君坐拥仓廪府库，实乃“厉民而以自养”。

孟子连珠炮似的反问：许子头上戴的冠、灶上炊饭的釜甑、田里翻土的铁犁，难道都是亲手打制的？还不是拿粟米同百工换来的。天下万事有劳心与劳力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87 许行与孟子终究谁也没能说服谁；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里，天子孟春扶犁的那一推始终只是一场庄重的仪典，而千亩田畴里的万顷禾稼，照旧要靠庶人一锄一耜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