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只鼎，几只簋

东汉何休为《春秋公羊传》作注，用一句话概括了周代的用鼎等级：“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76 后世礼书又将鼎与簋配成定数：九鼎配八簋，七鼎配六簋，五鼎配四簋，三鼎配二簋。鼎取奇数以盛牲肉，簋取偶数以盛黍稷。

这套数字严整得像一张官制表。九只正鼎里各盛什么，礼书也排得井然有序：牛、羊、豕、鱼、腊（干肉）、肠胃、肤（切块的猪肉）、鲜鱼、鲜腊。牛、羊、豕三牲备齐称为“太牢”，只用羊、豕二牲称为“少牢”。顺着等级往下减，鼎数每降一等，鼎中的肉食便跟着减去几味。一个人在宗庙与宴飨上能分到什么肉，全看他在礼制阶梯上站什么位置。

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俞伟超与高明发表长文《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将传世礼书与地下墓葬材料逐一比勘，理清了列鼎制度的来龙去脉。77 按其考订，后厨烹煮全牲的大锅叫“镬鼎”；将煮熟切好的牲肉按序陈列于礼席的正鼎叫“升鼎”；伴随在一旁盛放调味肉羹的小鼎叫“羞鼎”。所谓天子九鼎、诸侯七鼎，数的正是席间成排陈列的升鼎。

地下的墓葬，有时和礼书严丝合缝。三门峡上村岭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虢国墓地，一九九〇年抢救发掘了国君虢季的大墓，出土列鼎七件，形制相仿而尺寸依次递减，旁配六簋，恰好合乎诸侯“七鼎六簋”之制；鼎内壁铸铭：“虢季作宝鼎，季氏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葬在东北方九米处的夫人梁姬墓，随葬五鼎四簋，严格比国君低了一等。78

但更多时候，地下出土的实物并不照着礼书的表格走。山西曲沃北赵村的晋侯墓地先后发掘出九代晋侯及夫人墓葬，身为堂堂大国诸侯，墓中随葬的却多是五鼎四簋，比礼书规定的七鼎低了一格。79 甚至翻遍整个西周考古材料，至今也未曾发现一座随葬九鼎的墓葬。真正的九鼎八簋要到东周王室衰微之后才在诸侯墓里现身：一九二三年，河南新郑李家楼一位乡绅在菜园打井，意外掘出一座春秋郑公大墓，里头赫然陈列着九鼎八簋，公然用上了天子规格。

这些参差印证了一件事：礼书里那张严丝合缝的表格，多半是东周至汉代儒生对周礼的追述与规整。西周贵族固然遵循以鼎数别尊卑的大原则，具体配数却在演变之中；及至春秋，“礼崩乐坏”最直观的画面，便是诸侯与大夫纷纷在自家宗庙里摆出逾制的鼎簋与乐舞。鲁国权臣季氏在庭院里用天子八佾之舞，孔子才会愤然斥道：“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80

鼎中之肉在祭祀礼成后还要作为“胙肉”分赐诸侯，给谁、怎么受，同样是牵动天下的政治。公元前六五一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周襄王遣宰孔赐予文武祭肉，特许年高德劭的齐桓公免于下堂拜受。齐桓公却凛然答道：“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81 天子威仪便在眼前咫尺之间，我小白岂敢贪受恩命而不下阶叩拜？说罢走下堂阶，恭恭敬敬行了大礼，方才登堂受肉。

鼎的分量，最终压过了它作为炊具的本分。相传大禹收聚九州贡献的铜，铸成九鼎，夏、商、周三代相传，成了天下的象征。公元前六〇六年，楚庄王讨伐陆浑之戎，一路打到洛水边上，在周的边境检阅军队。周定王派王孙满去慰劳，楚庄王开口便问九鼎有多大、有多重。王孙满回答：“在德不在鼎。”又说：“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82

“问鼎”从此成了觊觎天下的代称。鼎在汉语里留下了一串分量极重的词：鼎盛，鼎立，鼎革，一言九鼎，问鼎中原。连热闹也要借它来形容，叫人声鼎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