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先给了酒

一九五九年四月，七十一岁的史学家徐旭生从北京出发，去河南西部寻找夏朝。

他的线索全在古书里。他从先秦两汉的文献里摘出七八十条关于夏人活动地域的记载，排比下来，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地方：豫西和晋南。这是中国第一次明确以探索夏文化为目标的田野调查。五月十六日，调查队走到偃师县的二里头村，在村子周围看到了大片的陶片和夯土。徐旭生估计遗址东西长三公里多，“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接着下了一个判断：“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59

他去寻找夏，找到的地方，他却以为属于商。此后六十多年，几代考古学家在这里陆续揭露出宫城、纵横的大道、围着墙的作坊区和贵族墓葬，把它的主体年代定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到前十六世纪，是当时东亚最大的聚落。60 如今多数中国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夏代晚期的都城；也有学者提醒，这里至今没有发现能说出它名字的文字。

二里头留给饮食史的，是一批青铜器。遗址出土的铜器已经超过二百五十件，其中用于礼仪的容器，多半是酒器：爵、斝、盉。铜爵出了十几件，铜鼎只有一件。61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里，有一件一九七五年出土的乳钉纹铜爵。它高二十二点五厘米，器壁只有一毫米厚，流口细长，尾巴尖尖地翘起，腰身收束，腹部一侧横排着五枚小小的乳钉，底下是三只细长的尖足。它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一批青铜酒器之一，人称“华夏第一爵”。爵的口沿上立着一对小柱，做什么用，至今说法不一；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推测，它们或许是用来架住滤网的，那时的酒连糟带汁，要滤过才好入口。

铸这样一只爵，先要用泥塑出器物的模型，叫“模”；再从模型上翻出外范，另做一个内范，统称“范”；把内外范合拢，中间留出器壁的空隙，浇进熔化的铜液。汉语里“模范”一词，就出自这道工序。器壁薄到一毫米，铜液的温度和流速稍有差池，就会留下砂眼和缺口。二里头的铸铜作坊设在宫殿区以南，紧挨着王宫，四周筑着围墙，看来由王室直接掌控；铜料要从远方的矿山运来。一只铜爵背后，是矿工、运夫和匠人连成的一整条链条。

最早的青铜，为什么先给了酒？早在龙山时代，薄如蛋壳的黑陶高柄杯就已经是身份的凭证；二里头的贵族把这份讲究搬到了青铜上。酒是献给祖先和神灵的，也是宴席上主人敬给宾客的；人与神、人与人之间最郑重的交往，都要借一杯酒来完成。

鼎的地位，是后来一步步升上去的。到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的工匠已经能铸造气魄宏大的方鼎。一九七四年，郑州杜岭一处窖藏出土了两件青铜方鼎，大的一件通高一米，重八十六点四公斤，四壁饰着兽面纹与成排乳钉。62 到了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鼎更重达八百三十二点八四公斤，是迄今所知中国古代最沉重的青铜重器。63

鼎越铸越大，渐渐走到了礼器的中心；可就算到了商代晚期，贵族墓葬里数量最多、最不可缺的青铜礼器，依然是觚与爵这样的酒器。战国时人讲过一则故事：大禹时仪狄造酒献给禹，禹饮而甘之，却从此疏远仪狄、戒绝旨酒，叹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64 这多半是后世策士借大禹之口发出的警语，却道出了一种古已有之的敬畏：美酒既能沟通人神，也足以将一座王朝拖入深渊。中国青铜时代的最初几百年，便是在这种既敬且惧的心境里，一爵一爵饮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