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票慢慢退出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深圳经济特区的粮店开始不凭粮本卖米。三号大米的价格也跟着变了：原来每市斤一角四分六厘，改为二角九分。同一项改革，落到买粮的人身上，有两件事同时发生——票证省掉了，买一斤米却要多付钱。有关部门预先增加储粮，又把粮食提价的补助随职工工资发下去。623

这次变化只在特区，不含宝安县。粮簿上此前结存的粮食，也有一个按原牌价供应的过渡期限。新旧办法没有在门口齐刷刷换班；有人已经不必带粮本，有人还要把本上的存粮买完。624

此前，票证和市场已经并排走过一段路：有粮票的人可以买平价粮，没有粮票的人可以买价格较高的粮食。市面上出现不同价格的供给，财政仍需承担平价供应的支出。地方政府要解决的，是如何让人进店就能买到粮，也让粮食经营不再长期依靠贵买平卖。623

粮食的变化又不只在零售柜台。一九八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提出，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商业部门要在播种季节之前同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粮食按“倒三七”计价，三成用原统购价，七成用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市场价格若低于原统购价，国家仍按原统购价敞开收购。625

文件里的次序很具体：先有播种前的合同，再有收获后的交售，还有合同之外的余粮怎样买卖。这一步触动的是农产品的收购与流通。乡下收粮改为合同定购，城里的粮本并未在同一天废止；生猪、水产品以及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也获准由各地自行决定逐步取消派购的时日，国营商业则继续经营并参与市场调节。从田间收购到城里柜台，粮食、鱼、肉、蔬菜各自按不同的步子走出旧制度。

到一九九三年二月十五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仍给不同地区留出了缓急余地。文件提出争取在二三年内全部放开粮食价格，各地须先研究实施方案，暂缓放开的地方继续执行现行购销政策；销售价格放开后，城镇定量人口的粮食供应关系继续保留，是否给予补偿由地方政府决定，必要时可设收购最低保护价或销售最高限价，以兼顾种粮的人与买粮的人。626

这些安排让各地粮票退场的日子参差不一。粮价可以先动，户口本与粮店里的供应关系仍旧保留；门市部可以开展新的买卖，背后的库存、调运与储备仍得有人兜底。

北京在一九九三年五月十日取消粮油票证与定量供应。距离深圳特区先行一步已过去八年多，首都居民才走到这天。粮票退出了家用的皮夹，米面却没有退出每天的开销。从前要核对一家老小的定量、结存和粮油关系转移，如今进店只看价签，也看粮店与其他摊点摆出了哪些品种。627

买粮只认钱，出门与开伙都简便了许多。一个人去外地出差或务工，不必再为一日三餐先换全国粮票；一家小馆子采买米面，也有了更多供货门路可挑。只是工资微薄、人口众多的人家，依然要精打细算每一袋米的价钱；年景欠收、运输受阻或物价起伏，仍会一路传到家里的灶台前。

一九九四年，财政部门专门安排对部分城镇居民实行粮价提高后的定向补贴，对象包括原由国家定量供应口粮、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优抚和城镇救济对象，以及普通高校、中专的在校学生；民办教师和其他需要补贴的人，由当地政府决定，自当年七月一日起实行。票证取消之后，由谁帮衬这些人的买粮钱，仍是公共账本必须回答的事。628

也是在一九九四年，粮价经历了一轮急涨。国家统计局当年的统计公报记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百分之二十四点一，其中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五十点七；公报将原因归于前两年社会需求增长过快、货币超经济发行的滞后影响，部分农产品因灾减产，以及政策性调价等改革措施的出台。629 一些地方甚至一度拾起旧办法。据后来的报道，昆山等地在一九九四年重新启用粮票；北京也为应对供应风险印制过粮油供应券，最终没有发到居民手中。630

退下来的旧粮票后来进了博物馆展柜与收藏市场，不少人家也在抽屉底留着几张。票面上的省名、年份与斤两面额，当年曾在粮店柜台与绿皮车厢里被仔细摩挲辨认。回看它离开日常生活的过程，最清楚的变化仍在柜台前：售货员不再拿算盘和剪刀扣减每个人的票面斤两，买粮的人开始更频繁地比较价格与成色。便利来自供应与流通的松绑，而一日三餐能否安稳，终究还要看地里的收成与手里的收入能不能接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