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账上的三十年

粮票记着一个人每月获准购买多少成品粮，国家统计表记着全国田地一年收上多少原粮。两本账册之间，隔着征购入库、长途调运、脱壳碾磨，也隔着一户人家最后真正能留进米缸的分量。将全国总产量除以总人口，算出的是一个纸面上的平均数；至于每个人粮本上的定量、每只碗里实际端上来的饭食，走的则是另一套具体得多的分配账。

赵冲与武力关于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农业与工业化的研究，依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等资料整理出完整的三十年序列：一九四九年全国粮食产量为一亿一千三百一十八万吨，一九五七年增至一亿九千五百零五万吨，到一九七八年达到三亿零四百七十七万吨。550 把头尾两个年份放在一起，总产量翻了一倍不止；可若是顺着中间三十行的逐年数字往下读，这条曲线并非一路向上，而是夹着陡峭的跌落与漫长的爬坡。

表中一九五八年为两亿吨，一九五九年降为一亿七千万吨，一九六〇年再落到一亿四千三百五十万吨，一九六一年为一亿四千七百五十万吨。551

粮食账上的这段陡降，沉重地砸在了同期的人口账上。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写道：“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1960年有9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552 作为对照，国家统计局年鉴所载一九五七年的全国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十点八。553 一九六〇年总人口净减一千万的背后，一边是饥馑中大幅滑落的出生人数，一边是陡然攀升的死亡率。

城市人口和职工数量也在变化。同一张研究表记下，一九五七年全国城镇人口为九千九百四十九万人，职工三千一百零一万人；仅隔一年，一九五八年城镇人口便突破一亿零七百二十一万人，职工激增至五千一百九十四万人。554 短短一年间两千多万新增职工涌入厂矿与城镇，吃商品粮的人口骤然膨胀，如何从农村调出足够的粮食供养城市，顿时成了牵动全局的紧迫难题。

翻看表中的“粮食净征购率”一栏，一九五七年为百分之十七点四，到一九五九年已推高至百分之二十八。555 一九五九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比上一年少了三千万吨，净征购比例却比一九五七年高出十个百分点以上。在总产下滑的年景里，征购比重抬升，留在村庄里的口粮、种子与饲料便被挤压得更紧；各地实际返销多少、社队和农家最终剩下多少，直接决定了无数乡村灶台的存亡。

人均粮食产量这一列，是生产量与表内人口形成的比值。研究表列一九五八年为三百零三点〇六公斤，一九六〇年跌至二百一十六点七四公斤，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恢复并微升至三百一十六点六一公斤。况且，这三百多公斤原粮里还得留出下季的稻麦良种、分出牲畜饲料与工业用粮，再扣去仓储运输损耗和碾磨去壳的折耗，最后才轮到端上饭桌的成品粮。556

即便是同一个年份，不同统计口径也会算出略有差异的数字。一九九九年《中国统计年鉴》表十二至十五同样将一九七八年粮食总产量记为三亿零四百七十七万吨，而表二至六按年平均人口折算的人均产量则为三百一十八点七四公斤。557 再看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一九七八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首报的一九七八年粮食产量为三亿零四百七十五万吨、上年为二亿八千二百七十二万吨，增长百分之七点八；558 赵冲、武力据后来年鉴整理的表内，这两年则分别修订为三亿零四百七十七万吨和二亿八千二百七十三万吨。559

到了一九七八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虽已跨过三亿吨大关，人均原粮却不过刚刚回到二十年前的水平线上下。宏观账册上的收成止跌回升，并不意味着每户人家的饭桌在同一天宽裕起来：粮店的平价细粮能否按月兑现，副食店里能买到几两油肉，农村生产队分到社员手里的口粮够不够吃满一年，在各个省份与各个年头依然冷暖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