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港

元朝把都城定在燕京，改称大都。这座北方巨城离鱼米之乡的江南有数千里之遥，可正如《元史·食货志》所言：“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321 朝廷各衙门的冗繁官吏、拱卫京师的宿卫军士、连同城中成千上万的坊巷百姓，每天下锅的口粮几乎全指望着江南的米仓。

起初，江南的漕粮走的是内河与陆路接力的老办法：先从浙西渡过长江、入淮河，再逆黄河水势艰难西上，卸船改走陆路拉到御河，一路水陆倒载、几起几落，沿途役夫苦不堪言。朝廷曾试着开凿济州泗河，转运依然屡屡受困于河口淤塞；后来又征发民夫开挖横穿山东半岛的胶莱河道，耗费巨万，终究未能通航。直到至元十九年（一二八二年），丞相伯颜忽然想起早年挥师平定南宋时，曾命人将临安府库所藏的图书典籍从崇明州装上船，直接走海路安稳运抵京师，便奏请朝廷改造海船运粮。元廷当即命上海总管罗璧与熟悉海道的朱清、张瑄等人督造平底海船六十艘，装载江南白米四万六千余石，从海路扬帆北上。那是官漕头一回试水大洋，掌舵的船工心里没底，只敢紧紧贴着海岸线摸索前行，一路寻找避风的浅湾抛锚，偏巧又遇上季风不顺，船队在海上熬过寒冬，“明年始至直沽”，直到第二年开春才驶抵天津的直沽海口。

海道既已试通，朝廷几经调整漕运衙门，最终将海运大权交由朱清、张瑄二人主持。满载漕粮的船队统一在太仓刘家港集结出海，此后十余年间，领航的水手在风浪里摸透了洋流与沙线，航道前后改定两次，越走越是果断径直。最后定下的新航线，从太仓刘家港挂帆出海，至崇明三沙放洋，径直向东驶入茫茫黑水大洋，绕过山东半岛尽头的成山角，再经登州沙门岛、穿莱州大洋，一路直抵直沽界河口。一旦摸准了东南季风的脾气，“当舟行风信有时，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若是赶上好风信，从江南太仓到北方京师，在海上只消十天工夫。

顺着这条十日可达的海上捷径，北运漕粮的规模一年年暴涨。《元史》收录的“岁运之数”从至元二十年（一二八三年）记起：那一年自江南起运四万六千零五十石，平安运抵直沽四万二千一百七十二石；而到了四十多年后的天历二年（一三二九年），全年起运的江南漕粮已高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实到三百三十四万零三百零六石。322 修《元史》的史官看着这本账册，也不由得赞叹海运之举令“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岂非一代之良法欤”。

然而把数百万石口粮托付给黑水大洋，每年也都要付出血淋淋的代价。紧挨着那句赞语之后，《元史》便冷冷记下一笔：“然风涛不测，粮船漂溺者无岁无之。”海上的飓风与暗礁从无定数，船毁人亡、整船白米沉入海底的惨剧，没有哪一年能够幸免；志书里还屡屡记下海船在狂风中船体开裂、水手不得不将舱中官米抛入大海以求保命的绝境。

明朝建立以后，北运漕粮一度仍走海路。永乐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刘家港又送走了一支出使西洋的船队，领队的是郑和。后来会通河疏浚，漕粮逐渐转归运河；这些变化，发生在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以前。323 太仓城外的这同一座海港，前一个世纪将江南的稻米源源不断送往北方的帝都，后一个世纪又看着遮天蔽日的宝船扬帆远航，把中国的饭桌与南洋、印度洋的香料海岸接在了一起。